〖新世纪批评家档案〗在学术研究中见自己、见天地

从一九九四年读大学本科四年级时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今年已经二十八年了。回顾过去，总让人有岁月流逝的惊心动魄之感。但每天沉浸在各种琐碎事务之中，日复一日，也难得停下来反顾来路。感谢《芳草》杂志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做一次总结。在这里，我想大致谈三点：一是为什么从事学术写作，二是这些年做了些什么，三是以后研究的设想。

一、写作与我

说到从事学术写作的动力和理想，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看着自己完成的这些书、这些论文，有时会忘记许多当初写作的情境，像是读一个陌生人的文字，但更多的时候是回想起许多往事，因为文字的见证，而再次变得生动起来。要想对自己写过的这些文字做出全面的总结，我想还为时过早吧，实际上也难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关于这些年自己研究的基本格局、写过哪些书、提出过什么观点，都在访谈中通过学生提问而记录下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完整地谈论自己学术研究的过程和思路。做这篇长访谈还是有许多感慨的。

人到中年，好像爬山翻过一些山峰来到半山腰，看见了一些曾经仰望的景象，体会到许多之前感受不到的心态，也因此对走过的来路有了似乎更明晰的理解。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要继续往上走的愿望。我常和学生们说：如果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件事，那么这一定和他/她内在的精神诉求有关联。学术工作无疑在许多人看来是枯燥的，而且也确实不轻松。哪个写作的人没有感受过那种写作前的焦躁不安和悬空感，没有体会过写完之后的懊恼或狂喜呢？所以每当完成一个题目，我都要清理一遍房间，把乱七八糟的书籍、纸张和杂物打理一遍，好让自己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但写作又是必需的，没有它，生活會变得乏味和沉闷，对自我的感觉会变得混沌一片。思考从未停止过，但唯有写作才能使思虑变得清晰。十余年前在日本教书，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国度里，夜晚唯有以书为伴，忽然领悟了那样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于夜”。我们需要通过阅读和写作来确认生活的意义。

但是学术写作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写作，要读许多书、想很多问题，然后才能动笔把思路理清楚。这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有许多规范和要求使得这种写作不是随心所欲的创作，而是真正的“写”和“作”。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感受到写作的创造感，更多的是言不及义、不知所云的表达，裁剪和拼贴也可以完成一篇论文。但是对于真诚的写作者而言，我们总是能感觉到文字背后那个“人”的存在。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不是只为稻粱谋，而能与我内在的精神诉求产生关系，通过写作清理思想，也扩大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地持续写作呢？孔子说“古人之学为己，今人之学为人”，这里的“为人”我理解有“做给人看”的意思，而丧失了“为己”的纯粹。但是这个“己”并不就是指自己，仅满足一己之私，而是既有“为我”，也有“忘我”。

我常喜欢引用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中的那句名言：“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其实也是我的中年感悟。年轻的时候，读书和写作都有强烈的个人欲望与诉求，要解释自己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遇到的难题，要证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从混沌中、从芸芸众生中超拔出来。年纪稍大，在学术领域见识更多之后，就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许多出色的人在做着和自己同样追求的事情，同时知道高与低的分别，懂得欣赏他人的长处。但是逐渐也知道有更高的境界，可以超越这种纯粹的个人欲求，而做到“忘我”却“万物皆备于我”。冯友兰在《原人》中写道，人可以有四种境界，在满足自我欲求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上，有为他人的“道德境界”，还有涵纳天地、包容宇宙的“天地境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可以不断拓展和提升的，这对于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倒像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体认。

做文学研究的一大好处是，我们总是在和“人”打交道。我们在写作中表达的一切，总是包含着我们对人、生活和世界的体悟。虽然也要做许多实证性的研究，要注意行文的规范和表达的逻辑性，但任何一种真正有价值的观点都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既有的思维和视野。我们表达的观点，首先要说服我们自己，自己得要“信”。而这个“信”，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的某种改变，意味着在那个阶段我们就是这样说服自己，并确信自我、世界可以这样被认识进而被改变。因此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也是表达并塑造我们的自我的过程。我欣喜地领会到这一点，是在写作《转折的时代》时读冯至和丁玲。他们告诉我，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不断地拓展和提升的，人可以随着思考的推进而看到更高更大的世界。丁玲的那句名言：“人，是在艰苦中生长”，表达的不仅是接受磨难和考验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她相信人的主体世界不断生长的可能性。能长成到什么样呢？不像庸俗的成长小说所写的那样，长大成人进入某种成功的社会秩序，而是指随着人的言说和行动范围的拓展，人的内心世界也在不断扩大，理解更多的事务，懂得更多的人，综合成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由此意识到自我的有限与无限，意识到个我与历史的断裂和传承，进而领会到人如何在历史中生长。

无论我们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做什么事，前提是“事在人为”，没有人就不会有事。谈论学术写作与自我的关系，并不是要把学术研究窄化，而是任何学术观点的表达、学术研究的推进都是由那个写作的人来完成的。因此，学术观点从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那个写作者的体会和理解；与此同时，在不断的写作过程中，这个写作的人，如果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他/她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地推进和扩大。

如果要说我在近四十年时间中研究的内在动力，那是因为有这样的诉求和渴望在支撑着我。最初学术写作带给我的喜悦，是这样的感慨：原来做学术可以解释我的困惑！原来学术可以让我认识置身其间的生活与社会！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要理解自己和发展自己，同时因此也理解生活与社会中的中国。对我而言，这并不是矛盾的过程。如果要说这些年的写作带给我的最大欣慰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我。我因此以今天的方式思考和探究当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且用我的方式去生活和行动。

二、见中国天地

到目前为止，我的全部研究可以说集中于“中国问题”。这不仅因为我的研究专业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指我关注的问题意识总是想通过文学与文化而对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有所理解和认识。

“中国”是个大问题。很多人觉得我的研究领域不大好把握，大概因为我研究的专业范围跳跃比较大，既做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也涉及影视批评、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就总体的研究风格来说，我不是“纯文学”的，也不单纯从事文学研究。我总想把当代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场域中来讨论，更多的是在当代中国的问题域中谈一些与文学相关的问题。谈文学从来就不是我的目的，可以說，我主要的关注对象是当代中国，关注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文化逻辑建构过程中文学扮演的角色、每个阶段的文学怎样根据地缘政治空间的变化而转换、在具体的语境下文学如何回应当时的问题等。

多年前，我曾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这个说法，强调文学研究应该先“走出去”然后“再回来”，意思是说应该先有较大的社会-历史视野，然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文学问题。这个说法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认为这是一种能力，能够在社会中解释个我，从个我看到社会。用境界说的表达，这也是“见自己”和“见天地”的过程。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努力地把握中国社会的问题，这应该是学术研究的要义。而对一个做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我理解最关键的能力，是要学会解读各种文本，不只能解读文学文本，也能解读影视文本、图像文本、学术文本、史料文本，乃至生活经验文本等。如果能够将生活中各种表达意义的媒介和途径都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进而思考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脉络，这就是在认识中国和把握中国问题。总体性视野总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文本和经验到达，关键是有没有这种解读、认识的自觉意识和能力。

简而言之，我的研究集中在两个主题系列。一是对当代中国五个时段的专题式研究，另一个是从文学与大众文化对性别问题的研究。访谈中主要谈了前一个研究序列，这里也简单总结一下我在性别问题上的相关研究。

我最早接触女性文学研究是从一九九四年前后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的，此后虽时有断续，但性别议题和性别维度一直是我关注的核心问题。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是我十多年写作的论文集，四个专辑分别涉及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主要性别议题，可以说是一种问题史的梳理。目前初步完成、正在进行打磨的是两个研究课题。一是在北大开了很多次课、已经完成初稿的《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经典解读》，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视野中重新解读八位经典女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另一是《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的主体认同》，主要从女性主体的想象方式来呈现当代中国七十余年的变化。我们原来使用“形象”这个概念说的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描写方式，但实际上“形象”是一种视觉性塑造，包涵了“形”和“象”，因此，除了文学作品，我也将电影、电视剧、戏剧等艺术媒介都涵盖进来，探讨不同时期的不同媒介形态如何叙事同一个女性人物形象。一共区分出九种女最具时代标识的女性形象，来她们来呈现当代中国主体认同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从性别角度展开的当代中国研究。

这些以性别为主题的研究，不把女性的问题看成是独立的议题，而是将性别问题放在一种比较开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处理，比如女性与革命、女性与战争、女性与新文化运动等。性别的区分本就是一种关系性区分，女性只有相对于男性、相对于婚姻家庭制度与社会群体关系等才能形成其性别意识。我一直以来比较自觉的研究诉求，就是不是单独地讲女性、讲女人，不把“女性主义”变成“女人主义”，而是把女性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群关系中，考察怎样的性别议题、何种女性主体、什么样的性别秩序塑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性别认知，由此出发而思考性别变革的可能性。

性别角度展开的文学经典与女性形象的研究，和我对当代中国五个时段的专题研究的共同点，都侧重在“中国”这个总体性视野中展开讨论。如果要问我这些年在研究什么，也许可以说是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当代中国七十余年的历史与现实。这也是我的学术天地。这种格局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在研究推进过程中某种不自觉的贯通。比如研究八十年代其实是我站在九十年代做出的反思，同时也反思八十年代和前三十年的关系；研究四五十年代转折和五十至七十年代，是想打破后四十年主流的知识框架，努力去呈现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视野；正是在对二十一世纪进行思想文化批评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九十年代对我的“原点性”，并开始尝试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性视野来重新探讨当代中国和文学问题。

三、直面二十一世纪

如何能从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实践中提取出一些普遍性的理论内涵，这是我近年思考的主要问题。这包括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和后三（四）十年的关系，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二十世纪的关系，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学）和整个中国历史及文明传统的关系等。现在更具当代性、也更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走出二十世纪、走出当代中国前后三十年对立的研究格局，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不同的基点上，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现实诉求。就个人的研究而言，我从九十年代的原点出发能够完成这些书和文章，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出来了那个“原点”。今后的研究希望更多地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性问题为原点，以此出发重新探讨新的议题。。

要直面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性问题，我认为第一步应该做一种“拆解性”的工作，打破各种已有的成见。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说我们对八十年代历史化不够的原因。如果不打破八十年代塑造的那套知识框架，我们就可能一直在带着四十年前的有色眼镜观察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我们不仅不能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七十年的历史，也理解不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中国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对于今天到底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我研究当代中国和文学的基本思路都是从拆解八十年代知识体制开始的。

第二步是希望从真正的世界史视野出发，立足二十一世纪来理解中国。可以站在古典来看中国，也可以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看中国，但所有研究的立足点应该是“当代”“当下”的中国。如何处理古典传统，如何处理现代化历史，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点和前提应该是研究者对自己时代的社会当代性有所自觉。二十世纪中国的总主题是“现代化”，而今天我们已经“化成现代”并置身“現代”之中了。现在可能更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调用中国作为一个具延续性的文明体自身的历史资源。文明传统的作用不是引领性的，但却是奠基性的，已变成了中国人一种行而不知的情感结构，一些非理性或无意识层面的构成要素。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革命实践过程中，其实极大程度地调动了这种“行而不知”的惯习、情感结构、深层的文明传统，但还没有用自觉的理论全部表述出来。我在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时，区分出了两个层次：一层是意识层面的、看得清和知识化的，比如民间形式、地方形式、旧形式；另一层是“无意识”的，比如“惯习”是下意识的反应，或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但人们意识不到它的“自然性”因素。如果我们不能跟既有的文化传统、“无意识”“惯习”、惯例等进行有意识的对话和沟通的话，那么新的理念和实践也难以展开。这是从历史研究这个侧面而言。

就当下研究而言，也要调动传统的因素，所谓“讲好中国故事”“解释中国经验”其实要深入到文明传统这个层面来做，这是解释当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如何重新处理几千年的文明史，重新阐释一百五十多年的现代史、七十多年当代中国探索的历史，也涉及如何解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固然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仅仅用改革开放解释不了中国。亚非拉的许多国家早就“开放”了，但开放的结果是崩溃或依附。所以必须要有前后三十年的总体视野来解释二十一世纪当下的中国。这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

同时也需要从真正的世界史视野来看中国。我们原来看世界，其实都是站在中国里面往外看，对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有一种理想化的看法，觉得他们比我们生活得更好、他们的文化更有价值。但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危机，特别是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体系和欧美社会自身都面临着深刻的现代性危机。我们需要破除对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和被普遍化的“现代文化”的迷信，采取一种平视而非仰视的方式看待他们。所谓“真正的世界史视野”，是需要把西方特殊化，同时把中国特殊化；可以把中国普遍化，也可以把西方普遍化，这就是在一种多元文明的视野中来看待彼此。全世界能称得起“文明体”的也没几个，能够产生全球性影响的就更少了，而中国现在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影响。只有从这种世界史与文明史的视野出发，才能够解释清楚中国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第三步是要考虑用什么方式进入这些讨论。我在考虑从中国文明的二十世纪转换这个角度，来讨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转变，涉及中国内部的多元性，比如城乡结构、多元一体的族群关系，传统与现代的既断裂也延续的关系等。我们常常只关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一面，而很少讨论其作为中国文明的延续性一面。可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世纪，但那些经历了翻覆而仍在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文明”。西方现代文明或文化只是促使中国转变的触媒或意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想要得到和去追求的意识层面的东西，而实际上最终形成的形态可能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从这样的视野将二十世纪中国放在整个中国文明体的脉络中来分析，也许能阐发出许多有价值的意义内涵，同时也能对阐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文学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责任编辑：宋小词）

分类：新世纪批评家档案 作者：贺桂梅 期刊：《芳草》2022年4期